09 September
2019

【红色管理故事会】第四篇:毛泽东领军之道《组织建设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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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旨明确以后,思想教育是基础,组织建设是保证。否则,队伍特别容易出现动摇,叛军叛将问题会特别严重。

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就担心这个,但很少听说解放军有叛军叛将的。但是你倒退90年去看,民国时期,叛军叛将几乎都出现在部队。

民国时期的企业,圈子很小,哪一个职业经理人对东家不忠,频繁跳槽谁都不敢用他,因为你不可靠。晋商浙商徽商等,都是有规矩的。

乔家大院里,孙掌柜背叛东家,他以为自己很有本事,结果,离开后混了几年,混得跟要饭的似的。

当年的叛军叛将都出在部队了。大家看民国史,就是一部军队哗变史。几乎所有带兵的人,最头疼的就是叛军叛将,而且当时挖墙脚跟今天不一样。今天怎么挖?说到我这里来,工资翻番,可以升职,这还是利益问题,利益也是有限的。

当年怎么挖?国民党中原大战,1930年,蒋、阎、冯在河南打仗,投入了上百万军队。那一仗打的时候有一个现象,就是战场喊话挖墙脚。

拿着大喇叭喊,对方官兵听着,谁能把你们连长打死,投奔过来就能当营长,发五百大洋;把你们营长团长打死,五千大洋,官升三级;谁能把师长打死,五万大洋。

什么概念?一亩地才一二十个大洋,一头牛也就一二个大洋,一个县都没几个五万大洋的财主,你想五万大洋多大的诱惑力啊。

一宣布以后,很多官都不敢当了,太危险了,天天提防着打黑枪,挖墙脚到这种程度。

但是共产党的部队中,叛将有,叛军几乎没有。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,但是叛军一点机会没有,你一个人跑了可以,但要把队伍拉过去几乎没有,因为我们有一套方法,党的组织力量非常强。

上甘岭战斗,坑道作战,一个连上去打光了,再上一个连,打光了再上一个。曾经有一个坑道剩了24个官兵,来自18个连队。18个连24个官兵,谁都互相不隶属,仍然能成立党支部继续往下打。这种战斗力,我们现在叫“自组织现象”。

我看过宋任穷的回忆录,抗战时期,他是济南军区司令员。有一次,他的国民党上级汤恩伯来视察。汤很奇怪,说街上有穿八路军衣服的,三三两两帮助老百姓干活,有的是买东西,有的唱歌。

汤说八路军怎么能把兵放出去呢?还干什么的都有,没人管了,太奇怪了,说我们的兵一解散不看着就没有了,因为国民党逃兵多。八路军怎么就能不跑呢?

宋任穷说八路军支部建在连上,我们连队党支部解决了跑的问题,不信我在国民党连里面建个共产党支部,保证你们不跑了。汤说拉倒吧,建共产党支部那还是我的兵吗?

宋任穷的回忆录这么说的,汤恩伯哭笑不得。说明为什么我们的组织力强,打不散、拖不垮,因为有组织建设的一套方法。

军队为什么叛军叛将少,我就举个例子,张国焘是中共“一大”的主席,他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,但是长征路上,他闹分裂,最后自己成立伪中央,把毛泽东周恩来开除了,犯了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。

到了陕北以后,中央还是挽救他,给他安排了陕甘宁边区的副主席,政府方面的最高领导,而且还是代理主席,因为主席林伯渠不在。

但是张国焘感觉在共产党这边好像不好混了,所以1938年清明节,借口祭黄帝陵,离开延安,直接投奔了国民党特务机关。到了武汉,找蒋介石。其实到武汉后被地下党发现了,做他的工作,张国焘还是投奔了蒋介石。

这一路上,张国焘的警卫员张海一直跟着他。战争年代警卫员和首长的关系非常密切,但是张国焘叛逃了,张海回到了八路军办事处。

张国焘不甘心,给张海写了一封信,说我到蒋委员长这里了,封了大官,你也过来,也能当大官,张国焘还是希望能留住他。

这封信寄到了八路军办事处,周恩来看了,叫来张海,说是张国焘给你的信,你可以选择,愿意革命,选择留下,我们非常欢迎;你愿意跟张国焘走,我们不勉强,你可以自己选择。

张海非常坚定地表示,我参加红军是来干革命的,革命时张国焘是我首长,为了他的安全让我献出生命都乐意,这是我的职责。但是张国焘叛变了,不革命了,他走他的阳关路,我过我的独木桥。

张国焘那么大的官,那么老的资格,叛逃时一个兵都带不走,为什么?你看张海怎么说,我参加红军是来干革命的,不是为了升官发财。

所以,军队的凝聚力强,就是有明确的宗旨使命,扎实的思想教育,严格的组织措施,使军队打不垮拖不烂,产生了极强的凝聚力。

我去年到河北沧州地区的黄骅市讲课。黄骅是一个英雄的名字,他是八路军冀鲁边区的政委,黄骅牺牲在那个县,因此命名。谁把他杀害的呢?是他的司令员。

那个司令员原来是个土匪,后来被共产党收编了,因为他军事上有一定实力,所以当了冀鲁边区的司令员,但这小子不老实,吃喝嫖赌样样干。

黄骅批评他,他也不改,不改的话,黄骅说这样不行,最后就调他到延安抗大学习。他怀疑是黄骅要搞鬼,想在他走后掌握这个部队,然后他把黄骅杀害了,带着部队投敌了。

他带去几百人投降日本人,但大家一看,投降日本人,隔几天就跑几个,都跑回八路军去了,最后剩下十几个小兄弟,新中国成立后都被抓住枪毙了。

就是说,你看为什么几百人带出去,却又跑回来了?因为部队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教育和严格的组织意识起了作用。

企业要想增强凝聚力,不能完全靠物质待遇,因为物质的东西靠不住。比如挖墙脚怎么挖,都是给人待遇更高,所以完全靠物质是无法凝聚人心的。

 

 

讲座中,李凯城大校回答听众提出的问题。

提问:毛主席在井冈山乃至整个革命战争年代,经常抗上,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的?

李凯城:其实毛主席是不唯书,不唯上,只唯实。

不唯书不用说,就是他从来不从书本上讨生活,一定要把理论的东西和实际的东西结合起来。

不唯上是什么意思呢?他有两个原则,第一从实际出发,对事负责。不是机械地照搬上级要求,这才是真正负责任的精神。第二是思想上和组织上是分开的。组织上我该执行的要执行,不是说我有权利了,什么我都不听。

上面的指示不符合实际要求、不符合实际情况,我提出不同意见。由于上面有很多原则,我从实际出发来解决问题,不是机械去执行上级的指示,但是也不是说什么都不服从,什么都不服从那就没有组织了。

毛主席到中央的时候,把他所有职务都撤了,毛主席没说不干了,他和张国涛不一样,其实为什么张国焘后面犯错误?张国焘认为我是共产党的创始人,“一大”是我主持的,他是从个人的角度考虑。

毛主席是从事业角度考虑,思想上我坚持真理,组织上我要按组织原则办,不能按个人意愿去办,尽管是错误的,也是少数服从多数。

所以我认为,“抗上”就是这么来理解的。

第一,我一定从事业出发,怎么对事业有利,而不是说从个人利益怎么对个人有利,我听上级的有什么好处,不听上级的有什么好处,这是个根本的出发点问题。

第二,组织上有一个下级服从上级,少数服从多数,在个人意见没有被多数人采纳的时候,该执行还是要执行。当然,我可以稍微变通执行,在不违反大的原则情况下变通执行,但是我在执行的中间保留个人意见,同时积极向上反映,我也不能说不干了,甩手或者说另搞一套,那也不行。

所以,我觉得毛泽东在处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上,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,他和张国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作为一个基层领导,将来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,对上级的要求不理解,或者说是上级的要求,明显和自己的情况不一致,那需要一个正确处理。

我们部队的规矩是这样的,不一致我反映,我提我的建议,领导坚持,我再琢磨琢磨,是不是领导坚持有道理,我加以好好理解。如果觉得按领导这个想法确实不行,我再提一次建议。三次建议权,就不能再提,再提就干扰指挥人决心了。我们部队一般讲三次建议权,我觉得这是一个处理问题的方法。

 

提问:战争年代,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做得非常好,那么它对现代商战中的信息收集工作有什么启示?

李凯城:毛主席说过,革命战争年代,我们一直是两条战线作战,一条公开战线,一条隐蔽战线。我爷爷是隐蔽战线情况委员会的书记,党政军所有情报到他那里汇总,由于这条战线比较隐蔽,所以他一直算是个神秘人物。

作为后代,爷爷去世的时候我10岁,我们从小接触他,一点神秘感都没有。另外,他的工作神秘,我们也一点不知道,他从来不跟我们讲,保密观念极强。别说我们了,我父亲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,在家里从来不讲工作的事。

讲个例子,50年代,爷爷送给五个子女每人半张照片,一个合影剪开一半,把他的那一半送给孩子,另一半不知道。他说现在不好说,多年以后你们就会知道。

他去世以后,文革后,我们把那张照片找到了,是爷爷当时和日共总书记德田球一的合照。这是一项做得很成功的工作,得到了中央的表扬。因为当时还没暴露,所以他把他和德田球一合影的那一半给剪出来了,送给孩子。

其实这就是保密观念,从来不跟我们说他工作上的事,讲了我们也不理解,所以我们对他的了解,对他工作上的了解,都是解放以后,随着历史久远,很多人和事慢慢解密了,我们才零零星星了解一点。其实这条战线上,许多同志是对中国革命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的,他只是一个代表。

应该说共产党的战打得那么好,除了毛泽东指挥有方以外,和共产党的情报工作截然分不开,毛主席有句话,打仗就是打情报。毛主席讲怎么作战胜利?知己知彼百战百胜,革命战争年代,我们的情报工作确实做得非常好,这条战线也有很多无名英雄,有很多鲜为人知的事情,到现在还没有解密。

二战时期两个大事,一是德国偷袭苏联,二是日本偷袭珍珠港,这两个情报其实中国共产党都提前知道了,给斯大林,他不大相信,给美国,也不相信。他们认为我们自己都搞不到,共产党怎么能搞到这个信息?

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年的时候,我们国家的几位老同志在俄罗斯授勋,为什么?就是这个情况,提前两天告诉斯大林,他将信将疑,做了一些准备,减少了很多损失。

共产党的情报三个情报来源。

第一个是谍报,谍报不好用,用起来要十分慎重,要万无一失。第二个是技术情报,就是侦听破译,战争年代,侦听破译是我们的主要情报手段,在红军时期咱们破了国民党八百多个密码,基本上密码我们都破了。第三个靠公开情报,公开情报是我们完全可以掌握的。

毛主席在延安时间搞过一个关于给中共中央起草的调查研究的决定,其中有一个要求,就是八路军新四军住在哪,你要了解周围的情况,怎么了解?比如住在一个县,对国民党所有的党政要员,对他所有的团以上军官、对当地的富豪、仕生、流氓头、土匪头、名娼都要写传,每个人写二百字到一两千字的基本资料。

比如说这个人有影响,和谁有什么关系,有什么亲属,他最听谁的话,谁对他有影响。那时中央文件要求做这样的分析,为什么?我们不是说打拼市场吗?这个拿不下来,咱们迂回呀,正面攻不下来,谁跟他有关系,谁的话他能听进去,咱们迂回从侧面攻。

另外,周总理当时说过一句话,他说我们做情报工作靠交朋友,我们共产党的情报工作三不靠或者三不用,不能用金钱、不能用匕首、不能用美色,这是纪律。我们靠交朋友、靠正义感、靠事业。

总理说过一句什么话?交朋友,讲出去的就是宣传,听进来的就是情报,这是原话。讲我的就是宣传,我听你的就是情报,主要靠这个东西。

我觉得这些是我们可以用的。还有,我刚才说的我们公开情报的收集,这是我们可以用的,这三种情报来源相互佐证,建立非常好的情报分析队伍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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